无标题文档
站内搜索
您当前的位置:安徽省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资源网 >> 专家论坛 >> 张志丹:马克思“虚假意识”思想新解
 
张志丹:马克思“虚假意识”思想新解
 
安徽省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资源网   发布时间:2018-03-27   来源:思想火炬   作者:
【浏览次数:82次】 【字体: 加粗 正常】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张志丹:马克思“虚假意识”思想新解

2018-03-22 

 戳上面的蓝字关注我们哦!

本公众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和北京习风堂联合打造的“凝聚正能量、传播好思想”官微,以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国家主流价值观、维护国家安全为己任,致力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


 编者按:如何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中的“虚假意识”思想,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谱系中常论常新的基础性的焦点问题。立足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深度耕读,以图对长期聚讼纷纭的“虚假意识”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的解读。在我看来,对马克思“虚假意识”思想的解读需要实现三大转向:一是对“虚假意识”的界定由认识论维度转向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利益论和功能论五个维度,二是对“虚假意识”根源的理解由认识根源转向认识根源、阶级根源、利益根源和经济(矛盾)根源整体性的理解根源个根源,三是超越和走出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的基本路径由重视实践视角而否定批判视角走向保持两个视角间的必要张力。深入梳理马克思“虚假意识”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问题,乃至提升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水平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一、学界关于马克思“虚假意识”思想的论争


 意识形态概念问题是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元问题。梳理学界近几十年来的研究不难发现,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概念之争的思想源头,历久而不衰。其中,以关于马克思“虚假意识”思想的争论为代表性论题。围绕该论题的研究,当下仍有三大问题值得重新加以反思:其一,何谓马克思的“虚假意识”概念或“虚假意识”的含义有哪些维度?其二,“虚假”的根源是单一的还是多维的,究竟有哪些?其三,超越或走出“虚假意识”的基本路径是“一”还是“多”?如果是“多”,又如何审视和平衡这些路径之间的关系?这些论题的解答,不仅关涉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以及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及其“正名”问题,而且关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解以及如何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般认为,“虚假意识”思想在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揭开了意识形态这一纷繁复杂的人类精神现象的神秘面纱,澄清其本真面目,把握“是其所是”(是什么的问题)以及“知其所以然”(根源问题或者发生学逻辑的问题)。可是,对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系统全面的阐述,客观上为学界多种解读预留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对歧义解读的成因问题,笔者曾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歧义具有“文本原因”、“论述原因”、“误读原因”等[1]

 学界目前关于马克思“虚假意识”思想的研究,大体有两种对立性的典型观点:一是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就是“虚假意识”思想,即否定性、贬义性、批判性的“虚假意识”思想。比如,伯纳德·萨瑟[2],马丁·赛里格[3];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包括“虚假意识”思想,同时还有其他思想。比如,大卫·麦克里兰、侯惠勤和戈士国等。大卫·麦克里兰认为,“虚假意识”这样的表述是马克思在经典文本中从未使用过的;依赖《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的等同,而根据马克思包括《资本论》为主的后期著作,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虚假意识。[4]

 的确,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概念有跳跃,阐述不系统,研究有侧重,文本预留的可能与不可能、在场与不在场,建构了回归马克思文本本真和思想原像的难度空间。鉴于此,如何以科学的文本解读来澄清有关争论,显然需要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为此需要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方法论进行必要的检讨。实际上,当前流行的考据学方法和解释学方法存在内在缺陷和痼疾,无法承担科学的文本解读的重任。所以,“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唯物主义。”[5]解答上述“虚假意识”问题,唯有依托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马克思基本精神基础上的科学文本解读,进行创造性的深入梳理方有可能,超越考据学的经验主义仅仅停留于词句表面的“皮相之见”以及解释学的骑着主观主义的“野马”狂奔。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来解读文本,不难读出,由于思考参照系和文本语境的不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具有多种复杂的含义,其中“虚假意识”思想是十分凸显的。马克思诚然没有直接使用过“虚假意识”一词来指称意识形态,可是,他在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即颠倒性、歪曲性、神秘化、伪批判性的研判上,与恩格斯并无二致。而且,马克思在文本中使用过很多否定性、负面性的词语,诸如“虚伪的意识形态”、“虚假观念”、“意识形态的欺骗”、“幻想”、“虚假的独立性”、“幻想”、“幽灵”、“教条”、“拜物教”、“想像的存在物”等,以此来泛指一般的意识形态概念可能证据不足,用以特指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概念则是较为合适的研判。明乎此,是这里分析马克思“虚假意识”思想的合法性基础。

 


二、“虚假意识”的五个维度


 对于马克思“虚假意识”思想的研究,以往多为从认识论维度切入。通过综合研究和分析马克思不同时期的经典文本,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虚假意识”概念阐述主要存在五个维度:

 第一,本体论维度。乔治·拉雷恩认为,本体论意义上马克思的虚假意识是指根本不存在的虚假意识,不是“社会现实一部分”的虚假意识。在马克思看来,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家们认为,意识、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三者是独立的实体,具有自己的独立自足的历史,因而看不到它们的本质内涵和根本来源,把意识形态完全“独立化”、“自组织化”。认为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而是社会存在作为社会意识(意识形态)派生物的观点,把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颠倒化,这种唯心主义视域中的意识形态或者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观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虚假意识”。事实上,马克思对本体论意义上的“虚假意识”的批判是与唯物主义的创立性阐述一体两面、息息相关的。譬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法律、哲学、宗教、道德等看作是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因为唯心主义认为它们是可以独立于社会现实而存在的。显然,这是抽离观念的现实条件,也是变“本”为“末”、“本末倒置”,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6]历史的“变戏法”。再比如,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分析法,首先把统治思想与统治者分割,同生产关系分割,而后得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由此,把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思想”作为历史上的宰制性力量,从而把这些个别的思想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7]。关于本体论意义上的“虚假意识”概念,被国外一些学者认可,比克胡·帕雷克认为,意识形态指唯心主义的“意识性质”观,以观念作为“本体”,作为“超验的、独立的实体”。同样,卫·麦克里兰写道:“意识形态的虚假,与其说是由于其起源或功能,不如说由于其本体论的地位,以及处理并不存在的事物的倾向。”[8]

 第二,认识论维度。究竟是一般认识论还是社会认识论意义上的“虚假”?究竟是简单的错误还是对现实利益的扭曲意义上的“虚假”?究竟是个人故意的“欺骗”还是集体无意识的“作恶”?认识论维度的虚假,一如汤普森所言,意识形态批判首先关涉解释问题,即认知之真假问题。[9]有学者认为,马克思虚假意识并非完全是“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更多的是“社会历史认识论”意义上的界定。所谓认识论意义上的“虚假意识”,是指与“颠倒的世界”相对应的“颠倒着的世界的意识”。从一般认识论来看,这是正确科学的反映,何以“虚假”?仔细想来,确有罅隙。从历史认识论来看,这实质上属于表面化的、神秘化、局限性的认识,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绝对不认同颠倒的世界及其颠倒的观念,因而这种认识是“虚假的”。马克思的“镜像隐喻”充分地说明了这种颠倒性的特质,他写道:“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10]可见,虚假意识之所以是“虚假意识”,在于它对社会存在认识的“颠倒性”、因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信仰,把具有“似自然性”的社会现象误认为是“自然”的永恒现象。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前后,马克思的“虚假意识”主要是认识的“颠倒性”意义上的虚假,那么到了《资本论》时期,“虚假意识”主要是指“表面化”的认识,“似自然性”的或者神秘化的认识。尽管马克思在早期和后期对于“虚假意识”之虚假的阐述有所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并非是本质性的。因为无论是颠倒的观念是对于颠倒的现实的反映,还是拜物教意识(虚假意识)对于现象形式的认同和接受,以此掩盖了构成其基础的本质的认识,都具有遮蔽和颠倒人们之间真实关系的共同功能。诚然,后期的拜物教“虚假意识”的批判,马克思更多的是重点考察了“虚假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即如何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体现在人们普通日常交易的交往形式中产生出来的,流通领域的自由交换的表象遮蔽和掩盖了内在于生产关系中的剥削和不平等,资本主义的“虚假意识”由此产生。进言之,这种颠倒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是一个抽象的世界,阶级压迫的世界,矛盾冲突的世界,充满欺骗的世界。以下分析虚假意识之所以“虚假”由此展开。

 第三,价值论维度。虚假意识之所以在“价值论维度”是虚假的,是因为它实质上代表压迫阶级的价值观,却装扮为具有“普世性”的人类共同的价值意识。“虚假意识”之所以必然会发生,是因为压迫阶级需要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虚假意识”之所以能够发挥思想统治作用,是因为压迫阶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权力。正如马克思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1]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压迫阶级不仅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而且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是没有独立性的,一般只能附属于压迫阶级。比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12]。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认为的那样,某些阶级把自己的价值观和阶级意识说成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普适价值观,在革命的时期这样做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即“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3],但是一旦他们成为统治阶级、压迫阶级,这种价值观的虚假性就会逐渐暴露出来——革命的价值观变为统治思想和统治价值。此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统治阶级必须不断进行价值重构和自我辩护,以此达到掩盖现存的阶级矛盾和对抗关系、维护自己统治之目的。

 第四,利益论维度。马克思主义知识发生学认为,意识形态根源于利益,所以,利益问题是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说到底,意识形态本质上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为维护其利益服务。任何统治阶级为了进行统治,必须要有必要的利益基础,而对于这个利益基础,他们往往“心知肚明”,却又“讳莫如深”。为了发动群众、做好政治动员,必须对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进行巧妙的“利益变脸”——把阶级利益设法“扩展”为普遍利益。“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4]。如果说在革命时这种“说成”还具有某种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夺取政权之后,居于领导地位的革命阶级摇身一变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就是说,随着利益基础的实质性撕裂,如果不及时缝合对抗的分裂的利益,“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斗争很可能一触即发,于是,统治阶级必须编造出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把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包装”“宣传”“美化”为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以此企图掩盖现存的社会矛盾,缝合自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裂痕。诚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揭露道:“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15]同样道理,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对“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16]的过程中,同样体现了利益论意义上的虚假意识思想。

 第五,功能论维度。功能论是从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角度来说的,与主体无意识认同等维度息息相关。学界多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虚假意识”之所以虚假,从根本上说并非故意的欺骗,而是某些主体真正信仰了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他们在主观上笃信不疑,客观上造成了遮蔽、欺骗和幻化、掩盖。就是说,“虚假意识”不仅是他们的“政治无意识”,也是他们的“集体无意识”“生活无意识”,它是凭借无意识地认同的方式来发挥功能。美国学者艾伦·伍德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意识形态之所以是“虚假意识”,是由于对自身真实社会和历史意义的无知,但主要不是统治阶级的故意欺骗,因为统治阶级本人对于意识形态也有信仰、信念、幻想。换言之,正是由于对意识形态的客观基础的无知(或者无意识),使许多被人们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具有了可信度,否则,这些意识形态的观念就会变得一文不值,不攻自破。换言之,所谓“功能维度”的虚假,是指意识形态具有以辩护的方式、无意识方式(即使批判也是“词句批判”“伪批判”)来支持、稳定或合法化某种社会制度的功能。恰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在合法化霸权或者说掩盖社会矛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从而造成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7]

 可以说,马克思正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从上述五个维度来批判和诠释“虚假意识”,从而使得我们对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的理解更加深刻和丰满,由此,马克思“虚假意识”批判思想的原像逐渐清晰地向我们展现出来。需要追问的是,这五种批判维度之间有何关联?实际上,五个维度是逐层深化、逐步展开的。没有本体论维度上的批判,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更谈不上对“虚假意识”之虚假的深层根源的理解;没有认识论维度上的批判,就没有不能理解意识形态是如何神秘化主体所属的社会生活的,对于“虚假意识”的认识论理解也就无法深入;进一步地,没有对于“虚假意识”的“价值观”、“利益观”维度上的批判,就没有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历史认识论对“虚假意识”的透彻理解;没有对于“虚假意识”的“功能论”的理解就不知道意识形态如何发挥作用,同时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取得主体的“无意识”认同的。总之,五个维度的批判统一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就无法科学研究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无法真正读懂对于“虚假意识”的上述五种批判及其关联。

 


三、“虚假意识”的多维根源


 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指认了不同维度的“虚假意识”,从不同的视角对“虚假意识”进行了总体性批判。以往研究多聚焦于认识根源(尤其是一般认识论根源),其实,马克思从不同视角系统阐明了“虚假意识”的认识根源、阶级根源、利益根源和社会(矛盾)根源。这些根源既各不同又彼此关联,回答了意识形态成为“虚假意识”的深层根由和内在依据。

 其一,认识根源。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之所以堕落为“虚假意识”,源自于对意识现象以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唯心主义解释和认知,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认为观念为本体,物质现象是附属物、“副现象”。主客颠倒、本末倒置以及某种神秘化成为这种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典型特征。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以及对拜物教意识的批判,均一致指向这种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要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未能真正确立,就无法走出扭曲的、畸形的、片面的、狭隘的、神秘主义的意识形态泥淖,无法实现对社会历史透彻明晰、客观合理,具有现实穿透力的解释。因此,走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刨除意识形态的认识论基石有关。马克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所有的观念都是由人们对其现实关系和活动的有意识的表现的结果,这种表现当然有现实的表现和虚幻的表现的区分,但即使是虚幻的表现,也不是由人们在思想中纯粹杜撰出来的,在本质上是由他们所处于其中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发展水平决定的。易言之,在个人的观念是虚幻的,颠倒的,不是由于这些个人的观念自身,而是观念自身的社会历史本质,即“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18]。如前所述,马克思关于“虚假意识”的认识(论)根源,不是一般认识论,而是社会历史认识论,就是说,“虚假意识”的颠倒、神秘、“自我圆融”是由于社会历史认识当中复杂的客观因素决定的。值得一提是,美国学者派尼斯的《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马克思和他的历史先驱们》一书。该著作是一本研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思想的重要作品,书中曾经阐述了意识形态(包括虚假意识)的认识论和社会历史根源。实际上,两类根源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其二,阶级根源。意识形态的实质是阶级社会的统治思想,是压迫阶级的思想体系。阶级首先是个经济范畴,表明了利益的分化以及由此决定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化,还有在社会权利体系中的位置不同。统治与被统治,独占权利与权利匮乏的矛盾,决定着作为统治思想或思想统治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以统治者的统治和利益为轴心和圭臬的,不能越此雷池半步,否则,就不成为统治思想。从本质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只是统治者的,而不是普通的被统治者的“国家梦”,“政治梦”、“价值梦”。后者认同这种“虚假意识”,不能表明这种“虚假意识”是他们基于根本利益的一致而“共享”的基本价值观,而只是表明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的威力和被统治者在精神上的不独立或受奴役,只是表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已经殖民于被统治者的梦想。就是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9]。可以说,只要社会存在对抗阶级,只要存在阶级异化和政治异化,意识形态变为“虚假意识”就具有某种因果性。因此,人类社会走向阶级消亡与意识形态趋向科学并最终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也是同一趋向。马克思认为,解决产生“虚假意识”的阶级根源,需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消灭阶级,建构“自由人联合体”。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马克思以此为利器揭示阶级的产生和演变的经济社会根源,从而为超越阶级或压迫阶级的视野,铲除“虚假意识”产生的阶级根源铺平了道路。因此,批判“虚假意识”的阶级根源,就是为了揭示它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及阶级对抗、阶级矛盾的阶级本质。

 其三,利益根源。利益根源是与阶级根源相联系的更深的根源,因为利益决定思想和价值观,后者是对前者的观念表达。放眼人类历史长河,在历史发展中日益扩大的普遍利益代表着历史的潮流,推动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摧枯拉朽,威力巨大,气势如虹。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认为这种反映历史潮流的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无论是“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等都必然被征服。[20]不难推出,反映这种利益的思想也具有巨大的威力,而与利益无干的纯粹超利益的思想体系往往不具有现实性力量,因而不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所以,马克思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1]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需要以“假仁假义的用歪曲的形式”,用形式上表面上的“普遍的利益”来代表自己的“特殊利益”,由此清楚地体现了“虚伪的意识形态”[22]的利益根源。进一步说,利益的日益分化以及统治阶级利益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决定了其观念的虚假和扭曲的必然性,只要这种固化的利益藩篱和利益之网没有被摧毁,“虚假意识”就会挥之不去。由此,唯有到了历史的那一刻,即“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23]。可见,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实现利益固化的目标,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阶级利益,都企图说服被统治阶级从而维护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由此,“虚假意识”就应运而生了。所以,为一定的压迫阶级的狭隘利益服务,是“虚假意识”由以产生的利益根源。

 其四,经济(矛盾)根源。“虚假意识”的经济(矛盾)根源,并非绝对独立于上述三个根源的根源,而是前者的有机整合。这一根源的揭示同样的方法论工具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即不是立足于静态的共时性分析,而是着眼于动态的历时性分析,寻求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状况),由此敷设评判其虚假性的动态的客观标准。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亦即每一个领导革命的阶级借以认清使命、团结群众的思想观念及口号,必定是每一种革命得以成功的舆论基础。马克思就此而写道:“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24]不难看出,意识形态观念上的表达是这样的:一定的革命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相比较其他思想来说是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能够改变现实世界的思想。必须看到,一个阶级把自己的思想和要求描绘成全社会的要求的做法,如果只是一种宣传伎俩,一般来说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革命阶级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意识能够有资格以社会代表的名义进行政治动员,发动群众并向旧社会宣战,是有历史时势及其客观原因的,即“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25]。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和其他阶级革命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不需要意识形态,不需要以全社会的唯一代表的面目出现,而在于它的阶级利益确实是人类根本利益的体现,因而不仅在革命时期,而且在革命以后都能保持同其他群众利益的一致性。

 然而,实践证明,压迫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会走向“虚假意识”,这是由于意识形态滞后于实践、现实、生产力和经济发展。马克思从分工的视角来分析精神生产是如何异化为“虚假意识”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生产的,他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之时,是真正的分工开始之时,由此,精神生产开始了,但是后来的精神生产的产品与现实逐渐矛盾了,这是由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于是精神生产变为“虚假意识”生产,即“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26]不难看出,尽管“虚假意识”是对典型的压迫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界定,但是通观马克思文本,意识形态并非天生虚假,马克思是立体化动态化地考察意识形态是如何走向虚假的,这是“虚假意识”之所以成为“虚假意识”的实践根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大卫·麦克里兰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含义是与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分配不均有关”。[27]

 总之,“虚假意识”是一个特指性概念,而非一个泛指所有意识形态的概念,只要上述四大主客观根源存在,“虚假意识”就会存在,并发挥其重要的社会功能。


 

四、对如何超越“虚假意识”的反思


 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根源,只要这些根源存在,“虚假意识”就不可能不存在。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走出“虚假意识”的迷宫,超越“虚假意识”,说到底不是外在否定的批判,而是铲除“虚假意识”根源的内在否定的批判,对其进行釜底抽薪式的“实践批判”。[28]这样的研判,与马克思哲学的特质是分不开的。问题是,对于当代的历史主体来说,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这种研判,找到属己的可行性路径。

 与只深溺于“解释世界”的传统哲学相比,马克思哲学的特质是改变世界的革命学说。然而,“解蔽的同时也是遮蔽”。我们不能由此把以“改变世界”为圭臬的马克思哲学的特质遮蔽或神秘化。这不仅涉及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对辩证的两面性的理解——“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革命的实践的批判活动的意义”)之间的问题。其实,马克思区别了“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认为“批判的武器”也能够发挥“武器的批判”所不能发挥的作用——说服群众、掌握群众、动员群众。由此,应该辩证地理解批判和建构、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关系,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变为“组合拳”、相互为用,共同铺设超越“虚假意识”的合理道路。否则,不是还原论,就是唯心论或者机械论。这种平衡的方法论对于我们走出和超越“虚假意识”具有重要的路线图意义。

 进言之,马克思的新哲学区别于旧哲学主要之处在于以改变世界为主旨,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9]或者说,“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30]事实上,马克思对新哲学“改变世界”主旨的定位,恰恰是基于对传统哲学的批判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之上的。这类哲学主要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试图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的做法,以为通过哲学的批判就能实现对社会的革命改造,这种哲学只是脱离社会实际的唯心主义幻想。所以,马克思的哲学是革命的批判的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哲学观彰显了彻底的辩证法精神和实践批判精神。因此,扬弃意识形态虚假性应该从社会存在出发,在成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废除私有制、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然而,辩证地看,我们能否认为,超越虚假意识只是“一条腿走路”“跛足前行”——“实践批判”方式就可以大功告成?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诚然,革命的批判精神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性质,因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31]。实践上,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是彻底的批判精神,它既指向一切旧的理论,“以观念打败观念”;也指向社会现实,“使现实革命化”;同时也展开自身反思与批判,不断在实践中修正自己并发展自己,实现“自我革命”。在马克思看来,理论只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实践结合、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把自身变为现实,是理论的应有功能和存在价值。因此,马克思主张“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的有机统一,实现理论的现实化和现实的理论化。

 据此可以说,扬弃超越“虚假意识”必然需要两方面作战: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及其欺骗性,揭示现实的运作机制和奥秘;一方面需要构建革命意识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革命胜利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就前者而言,由于一切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构建革命意识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必须批判“虚假意识”,所以,即使在革命胜利之后,意识形态批判的现实任务远未完成,不可能“高枕无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换言之,需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反复批判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批判其世界观的狭隘性和阶级的局限性,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权。回溯历史不难发现,随着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唯物史观创立这一划时代哲学革命的发生,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到达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水平,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颠倒性在理论上已经具备被消除、被超越的思想前提,凭借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32],也是可以消除的。进言之,“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33]。与旧的意识形态相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而非“虚假意识”,它能够揭示和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中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和阶级关系,为把握和超越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认识误区和阶级局限提供方法论工具。这种意识形态以批判和拒斥谬误、追求科学真理为前提,以消灭阶级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目的,实现了价值性和科学性、革命性和阶级性的有机统一,是超越了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视界的科学意识形态。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符合历史潮流,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必然性,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必然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

 职是之故,工人阶级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武装自己,肩负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投身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4]。不难看出,共产主义革命不仅需要超越旧的生产关系,而且需要打破、解构和超越旧的意识形态及其虚假性。为此,唯有与“传统的观念决裂”,“让思想冲破牢笼”,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拥有工人阶级意识和革命思想,这种历史使命才具有实现之可能。“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对于自身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自己的行动”[35]。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发动革命,掌握历史主导权,即“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36],从而掌握了思想的改造权和领导权。

 就后者而言,革命之后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这是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即“我们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还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痕迹”[37]。因此,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优先性,批判非主流意识形态,夯实意识形态这一立党立国之本,为外在超越“虚假意识”铺路;另一方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大力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为内在超越“虚假意识”奠基。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38]可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决不只是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还需要其他主客观因素的支撑。其中,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和客观物质基础来推动意识形态建设,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保障。最终,由于现代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速,人类一步步从狭隘的特殊利益走向具有人类性和普遍性的共同利益,从虚假的共同体走向真实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从“解放劳动者”到“劳动者解放”,从“部分人的解放”到“人类解放”,这是意识形态终结的历史节点。毫无疑问,只要在公有制替代私有制、公有制成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人类普遍利益真正成为社会现实的语境中,“虚假意识”甚至作为“阶级意识”的以实现政治目标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也就自我扬弃了。



注释:

[1]参见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新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2] [以色列]伯纳德·萨瑟:《意识形态:一个概念的历史》,黄峻岭译,《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3]侯惠勤等:《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著作评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137页。

[4]参见[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孔兆政、将龙翔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2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3页。

[8][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孔兆政、将龙翔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9]John B.Thompson.Studies in theTheory of Ideology [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p.141.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3页。

[17]Raymond Guess. TheIdea of a Critical Theor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13.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页。

[27][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孔兆政、将龙翔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30] [德]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

[3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作者:张志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相关链接:

张志丹:周恩来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意蕴

张志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及践行路径探析

张志丹:马克思财富伦理思想的方法论及其当代性

张志丹:论保持当代中国基本意识形态与操作性意识形态之合理张力

张志丹:无伦理的道德与无道德的伦理

 

来源网址: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4MDExNzg3Nw==&mid=2659105271&idx=2&sn=9b69a0cbb86439cb54a3a6e57abddac3&chksm=

f0374eedc740c7fb6bba22c69411fd6cd210de2f1453149a6950b9c66c50ebf3182e48576cf4&mpshare=1&scene=23&srcid=0327KgwrEE23KoQZDBnEdVIm#rd

 
上一篇: 程恩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2018-03-27
下一篇: 李慎明: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8-03-27


主管:中共安徽省教育工委    主办:安徽省教育厅思政处    承办: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管理入口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Email:239586929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