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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庆祥: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共创共享思想
 
安徽省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资源网   发布时间:2017-03-03   来源:中央党校理论网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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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学报》推出韩庆祥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共创共享思想

要以尊重“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基础,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其蕴含的思想精髓、核心要义,揭示其讲话精神的根本性、逻辑性和整体性,把分散的条条串成一个有机整体。就是说,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完整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所蕴含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是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新提法,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具有历史基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升华)、现实基础(既是对世情党情国情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也是在全面深化总结党史国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合、提升和飞跃)和政治基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因此,应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地位放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中,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放在党史国史中,放在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放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放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中,来理解和把握。

一、历史阶段:整体转型升级

实践上新发展必然带来理论上的创新,实践前进一步,理论创新就跟进一步。只有弄清新一届中央所面临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本质特征这一根本性、基础性、前提性问题,才能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提供合理根据。这是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面临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阶段性本质特征,在总体上,这可概况为“当代中国的整体转型升级。”

“整体”,指的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考谋划的问题,都是与党、国家、民族、社会、人民和个人有关的根本性战略问题。他运用系统思维,把党、国家、民族、社会、人民和个人,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置于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中来思考谋划。整体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模式、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指由1978年以前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模式向1978年以后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模式转变,也指由1978年初期的发展方式向新的发展方式转变,还指党、国家、民族、社会和个人全方位的转型。当代中国发展的实践性、时代性特征之一,就是整体“转型”。

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转型和结构转型,这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政治权力过大而经济权力、社会权力相对较小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新型社会结构转型,这就逐渐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构成的“三维”社会结构。

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转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打破“旧”的和建立“新”的。不仅如此,1978初期我国的改革相对注重“做大蛋糕”,而当今我们所讲的全面深化改革相对注重基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分好蛋糕”。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1978年前,我国搞的社会主义总体上属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它排斥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和按生产要素分配。1978年后,我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共同富裕前提下,注重利用市场经济,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尊重按生产要素分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中国特色”予以阐释,同时强调要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就必须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显然,其中蕴含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

在生产力上,我国推动的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质上是生产力发展方式和路径的转型。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们必须尽快解决物质财富的积累问题。正因如此,不少地方着重通过“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等“物质驱动”的路径来拉动经济增长。历史看,这种路径功不可没,但从时代发展趋势看,这种发展路径不可持续,其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代价越来越大。当今,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正在由物质资本向创新能力转移,随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路径也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反映了这种力量转移的时代趋势,我们日趋注重创新驱动。如果说过去我们用30多年发展的高速度换来了较大的世界发展空间并成为经济大国,那么,当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我国,要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抢占世界发展的制高点并成为强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由大国走向强国的新历史起点上,基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的历史逻辑,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逐渐转向“创新驱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辟了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新方式、新路径。

在生产关系上,我国强调的由单一公有制走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平均主义经“收入差距过大”走向“分配正义”,实质上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的生产关系上的一种转型。这里着重谈论十八大以来在分配问题上实现的转型。十八大召开之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过大,缩小收入差距的呼声日趋高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致力于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既降低或限定过高收入,如降低央企高管年薪,又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既积极取缔非法收入,又努力限制不正当收入。当前我国正由收入差距过大逐步走向分配正义。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治理方式上的转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处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起飞阶段。这一阶段的首要历史任务是“做大蛋糕”“追赶西方”。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国家主导体制最有效,这种体制的比较优势,就是如果决策正确,可以集中国家一切资源和力量“办大事”。然而,这种体制也有弊端,那就是权力高度集中如果缺乏有效制约,就会产生腐败和不良作风。由此,就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国家治理路径。“蛋糕相对做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相对进入“发展起来以后”阶段。伴随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总趋势,习近平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与核心,就是为治理国家公权力以及党、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提供现代化的制度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能力现代。这实际上意味着要由“国家主导”向“国家治理”转型。这实际上是十八大以来国家权力运作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上的转型。在社会治理上也具有类似情形,其本质就是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型。

在意识形态上,我国由“以打破思想僵化、解放思想为导向的意识形态”,走向在解放思想的同时“以解决思想分化、寻求最大共识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意识形态建构上的一种转型。1978年之前一段时间,我国的思想状况曾一度出现“思想僵化。”1978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后,首先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借助当年我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两个凡是”僵化的思想观念,重新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当时我们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主旋律就是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由此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也繁荣了思想和文化。当前我国处在一个多样多元多变的时代,社会阶层、利益主体、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日趋多样化了。在这种多样化的趋势中,由于法治、德治和秩序建设没有很好跟进,结果出现了“多样化淡化主旋律、淡化指导思想、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情景,且“多样”之间也出现了相互 “争斗”的局面。这意味着一定意义上出现了“思想分化”和“认同危机。由“思想僵化“到”思想分化“,反映着我国思想形态的深层变化。“思想分化”会消解人们的共识和凝聚力,甚至导致认同危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针对这种“思想分化”,既强调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又强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国魂”。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最大公约数”,其实质就是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同时,以解决“思想分化、认同危机且达成共识”的问题。它意味着我国意识形态建构的转型。

在治国理政方略上,由改革开放之初相对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当然也有一定设计)走向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这在本质上是治国理政方略的转型。具体说:它把过去“四个”相对分开的要素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由过去注重某一方面且容易改的改革转向全面深化改革;由过去相对注重政府行政权力主导走向全面依法治国;由“对党自身的忧患”走向“全面从严治党进而使党自身硬”,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程。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本质上是发展之路的转型,即由大国发展之路走向强国发展之路。

在社会上,我国由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失序”走向“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这在本质上是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1978年以来,我们强调打破僵化、解放思想。这一方面使我国社会焕发活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权就任性”“有钱就任性”“有嘴就任性”的某种非理性的多元失序状态。这种状态既滋生了诸多社会矛盾,也诱发了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既竭尽心力破解难题,又积极主动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

在外交上,我国由“回应挑战”走向“提升国际话语权”,这在本质上是外交战略的转型。以往,由于我们在主观上缺乏某种自信,在面对国际方面的一些围堵打压时,我们时常是回应挑战式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采取“韬光养晦”和“积极作为”相统一的外交方针,积极主动地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我国不仅处在整体转型中,而且这种转型在“升级”,是整体转型的升级。这里的“升级”,主要是量上的提升和部分质变。第一,奋斗目标的升级。即由实现“全面建设小康”走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继承以往我们党关于“三步走”战略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既注重从战略上思考治国理政,又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来处理治国理政中的各种矛盾关系。其根本体现就是确定好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这种战略目标,既包括新一届中央任期内所实现的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包括未来更为长远的奋斗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者有机统一,实际上构成了奋斗目标的升级。第二,改革的升级。与邓小平时期的改革相比,当今习近平时期所讲的改革也在升级。如果说邓小平时期的改革是1.0版,那么,习近平时期的改革就是2.0版。邓小平时期所讲的改革,重点在经济领域,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习近平时期所讲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是“全面性”改革;邓小平时期所讲的改革,是先从较容易改的先改,留下了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时期所讲的改革,就是要深水攻坚、背水一战、壮士断腕,是“攻坚性”改革;邓小平时期所讲的改革,主要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习近平时期所讲的改革,是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把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总目标,这是“民本性”和“治本性”改革;邓小平时期所讲的改革也有设计,但总体上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时期所讲的改革也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总体上要进行顶层设计,是“科学性”改革。第三,党的建设升级。由面临“四种危险”向全面从严治党来使党自身硬升级,向把党的建设提高到科学化水平升级。第四,国家发展水平升级。即由大国向强国升级。第五,人民生活水平升级。即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共创、共进、共生、共富和共享升级;第六,个人发展升级。即由相对注重个人“生存”向注重“发展”和“自我实现”升级。

二、时代课题: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与怎样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具有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其治国理政不仅从针对且破解问题和难题切入,而且是针对所实现的目标来进行的。上述整体转型升级的现实逻辑集中表达和体现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其根本目标趋向及其实质,就是向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整体转型升级。

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看时代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担当的精神。这表现于在整体转型升级时期的治国理政实践中,要在继承以往我们党“三步走”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时刻牢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历史使命和“总任务”。习近平既注重从战略上治国理政,又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来处理治国理政中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这种战略辩证法在治国理政中的根本体现,就是确定好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这种战略目标,既包括新一届党中央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包括未来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者有机统一,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意味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肩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历史使命。习近平在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思考中进一步找到了实现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根本路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战略布局,实质上是就要回答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问题,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指导、行动指南和总体方略。

从目标维度看,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问题。习近平当选我们党的总书记不久,就率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了《复兴之路》,随即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中,习近平在七处集中讲到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认为实现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充分表明:在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上,习近平最为关注的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强调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从手段维度看,习近平强调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这就回答了“怎样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问题。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反映着新一届党中央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思考和顶层设计,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总体方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战略基础”,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主体。“战略基础—强大动力—法治保障—领导主体”,构成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完整的逻辑结构和系统。

三、哲学思维:战略辩证法

习近平治国理政具有高度的哲学自觉,这既体现在他不断接受哲学智慧的滋养,以新兴大国的战略思维思考谋划问题,也体现在他深切认识到,要在整体转型升级时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确立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习近平提出了历史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其核心可概括为“战略辩证法。”

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首先是一个战略性历史课题。战略性课题就需要运用战略思维来分析。作为治理世界上超级型大国的党的总书记,习近平特别注重以新兴大国的战略思维来思考问题。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有许多矛盾、关系和难题需要破解。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树立辩证思维。

战略辩证法,指的是在战略谋划和实践中要运用辩证法来把握,或把辩证法运用于把握战略谋划和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关系,在战略中有辩证法,在辩证法中有战略。首先,战略辩证法要求注重历史思维,它把“战略”和“辩证法”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思考,战略辩证法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战略辩证法,它既要求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及其本质,又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发展规律,还要求有效化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关系。其次,战略辩证法既体现战略思维又体现辩证思维,它力求积极破解战略实践中的种种矛盾关系。战略思维是对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问题进行科学谋划的思维方式。它意味着时间维度上的长远考虑,跳出眼前从长远看眼前;空间维度上的全局谋划,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系统维度上的整体布局,跳出部分从整体看部分。它致力于解决根本性问题,努力占据发展的制高点,进而具有战略定力。辩证思维就是注重矛盾分析,抓住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在注重矛盾双方对立的时候不忽视二者的统一,在注重矛盾双方统一的时候不忽视二者的对立;注重全面、联系和发展地看问题。再次,战略辩证法要求并体现创新思维。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内在要求推进创新。实现战略目标必须注重创新,只有创新中才能逐步实现目标。缺乏创新,就无法实现战略目标。最后,战略辩证法要求并体现系统思维。战略是在把握事物的整体及其结构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缺乏对事物整体及其结构的把握,就不会有战略思维,也不会有战略理论与实践;辩证法内在要求把握并处理好事物的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否则,就不是辩证法。

四、核心理念:为人民担当

核心理念是贯穿于习近平治国理政各方面的灵魂。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是为人民担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开篇之作,是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当选我们党的总书记之后,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演讲词。其主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围绕这一主题,全篇的核心内容讲的是为民族担当、对人民担当、为党担当;演讲词的最后,强调要把人民放在我们心目中最高的位置。习近平主席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指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将这两句话加以概括和提升,就是“为人民担当。”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特别强调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为人民担当的内涵是: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把人民当做主体,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共创发展成果;把人民当做目的,为了人民,使人们共享发展成果。其中体现的核心的哲学思想,就是“人民共创共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暂且可把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哲学思想概括、提升为“人民共创共享。”

这一理念既与为人民服务一脉相承,又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内涵,即赋予为人民服务以新的时代内涵。这就是:当今要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期待新诉求,坚持人民共创共享,为此,就必须以敢于担当的精神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破解难题。这里,为人民担当是为人民服务的前提和保证。

五、根本主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人民担当,就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之后,人们关注的第一号问题,就是其治国理政以什么来开局?开局的首要问题,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主义。”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且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来开局!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聚焦到、落实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这是一次具有宣告意义的集体学习。习近平在“开局”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强调新一届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主线,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给我们传递了两个重要政治信号:一是在当今中国整体转型升级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就必须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因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潮和思想做坚决斗争,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必须同各种挑战、困难、风险做艰苦斗争。二是在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且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一个的境界的进程中,要坚定其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今天,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具备了自信的客观基础,但一些人却在主观上,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缺乏自信。这既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有关;也与西方某些国家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毛泽东语)和“意识形态渗透”(习近平语)有关。正是针对一些人在主观上缺乏自信,习近平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其实质,就是要坚守我们的心理防线、精神防线和思想防线。这里讲的自信,其内涵主要包括心理上的信心和坚守、精神上的信仰和定力。方法论上,在进行纵向比较时不能狂妄自大,要多学习别国的长处;在进行横向比较时不能妄自菲薄,要敢于正视自身的不足。

六、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中国梦。可从背景、内涵、实质、实现路径四方面总体把握。

一是历史背景:过去—现在—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提出中国梦这一重大命题时,引用了“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三句诗,对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明天所经历的寻梦、追梦、圆梦的奋斗历程进行了生动描绘。他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从过去看,实现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深切渴望。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回顾历史可清晰看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自鸦片战争170多年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革命建设改革历史的一个主题。中国古代的许多朝代在当时世界都较为强大,古代中国总体上属于“辉煌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被侮辱、被宰割、被挨打的境地,近代中国沉沦为“没落中国”。由辉煌到没落这种巨大的历史反差,就转化为中国人的历史记忆、社会心理和宏大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现在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978年以来,经过30多年努力,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习近平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未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既然实现中国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就应该有更深远的追求:提出中国梦,就是对中国逐渐强大以后显示出的一种自信,且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实现未来更高目标做出的政治动员。

二是基本内涵:宏观—中观—微观。从宏观讲中国梦,讲的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中国梦就是习近平所讲的和平发展之梦,是合作共赢之梦。这意味着我们要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站在世界发展的制高点;通过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拓宽在世界上的发展空间;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以赢得世界认同。这里,中国梦既是强国之梦,又是和平之梦。这样的中国梦蕴含一种“外圆内方”的哲学智慧:实现中国梦首先注重的是“强大”,可简“方”;要使中国强大,就必须圆满处理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及各种矛盾关系,强调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是相通的,从而能达到一种有尊严、被认同的效果,可简称“圆”。这实际上是以道义性与温和性来显示中国的国际形象。从中观讲中国梦,讲的是国家、民族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中国梦就是习近平所讲的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是基础和前提,人民幸福是目的和归宿,所以,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这与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是相通的。从微观讲中国梦,讲的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中国梦就是让每个人“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这样的梦,实际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实现这样的梦,就要使人们在组织中能各显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这里,中国梦是公平正义之梦,是每个人都有出彩机会的梦。

三是精神实质:党—国家—社会(人民)。把握中国梦的精神实质,要具有问题意识。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就我们党来讲,提出中国梦,就是要整合中国多样化的社会意识,以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1978年以后,我国的社会阶层、利益主体、思想观念日趋多样化了,甚至出现了以“多”淡化“一”即淡化党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分化”倾向。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克服“思想分化”和寻求最大公约数,来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就至关重要了。提出中国梦这一最大公约数,就是我们党要通过确立一种共同目标,重建能达成最大共识和广泛认同进而凝聚力量的意识形态。就国家来讲,提出中国梦,就是要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进而增大中国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交流、合作的基础和空间。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不仅要实现经济上强大,而且要在文化之交流交融交锋中掌握话语权。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借占领着制高点和掌握着话语权,常常蓄意扼制中国。面对这种情境,国内一些人往往坚持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即中国有其特殊国情,必须拒斥西方。这样做,也可能使我们把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给拒斥掉了,削弱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交流、合作的基础和空间。提出并实现中国梦,首先就是要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式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积极学习世界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在世界上显示中国力量和中国声音,拥有国际话语权。就社会来讲,提出中国梦,就是要凝聚社会共识和力量以攻坚克难。在我国社会多样化进程中,如何凝聚力量以攻坚克难至关重要。中国梦,实际上是一种凝聚力量、攻坚克难的社会整合机制和激励机制:中国梦是一种关系范畴,涉及到国家、民族、人民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中国梦,本质上是要实现国家、民族、人民和个人的共生共进。这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和力量,进而利于攻坚克难;中国梦是一种价值范畴,它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它不仅以大众话语表达中国目标和中国理想,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易让民众认知和认同,以此来动员、感召和引导民众以攻坚克难;而且以人民主体为根本立场,强调实现中国梦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尊重人民,这显然有利于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中国梦的魅力,在于实现了从政治性文件语言向日常性大众语言转换(这是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转换的尝试),达到了政治动员与民众表达的和谐统一。

四是实现路径:四条路径。实现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和依靠人民。

七、强国之道:五大发展理念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新常态背景下由大国成为强国的发展之道,这就是“五大发展理念。”

习近平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既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它是由大国成为强国对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有其活生生的实践基础,它是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又有其内在的现实基础,它是新常态背景下力求解决我国调结构、转方式进程中的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和发展短板的本质要求,还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它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更有其牢固的政治基础,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我国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五大发展理念,既关系发展全局,它涉及发展的基本关系和基本方面,又关系发展根本,它体现对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也关系发展短板,它抓住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的矛盾、问题和短板,还关系发展长远,它是由大国成为强国的发展之道。习近平指出:发展理念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直接关乎发展成效乃至成败。五大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条路,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大国成为强国的发展之路。

大国与强国,对发展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在由贫穷走向温饱再走向小康这一历史进程中,目标是要把我国建成一个大国。1978年以前,我国发展相对落后和贫穷。由于我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也由于“时空压缩”,我国便实行追赶战略,目的是抓紧“做大蛋糕”。在这一时期,国家集中资源和力量快速发展经济并积累社会物质财富,就成为首要目标。然而,那时,我国人才资源不足,也缺乏创新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注重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集中国家资源和力量先使一些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发展路径,确实使我国以发展的高速度换来了发展时间,也拓宽了我国发展空间,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发展中的代价出现了,自然环境被污染了,发展出现了不协调,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了畸形发展的情境,一些人缺乏对发展的获得感,这既影响创新活力,也影响社会和谐。自从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相对发展起来以后,我国就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由大国成为强国,由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就必须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我国发展全局进行顶层设计。“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在我国相对发展起来以后,即在由大国成为强国、由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全国发展全局进行的顶层设计:在发展动力上,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在发展布局及其基本要求上,由不协调发展走向协调发展;在发展质量上,由以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走向绿色发展;在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上,由单向开放式发展走向双向开放、全面开放、高端开放、协调共进、互利共赢式发展;在发展的目的上,由一部分人缺少获得感的发展走向人人拥有更多获得感的发展。

八、基本思路: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唱响中国

由大国成为强国,必须树立“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唱响中国”的治国理政思路。

(一)破解难题

习近平治国理政,首先从破解我国发展进程中的出现矛盾和难题切入。因为诸多矛盾和难题不破解,就根本无法前行。习近平强调指出:问题倒逼改革,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破解种种难题。

中国共产党是治国理政的领导主体,做好中国的一切事情关键在党。在整体转型升级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打得“铁”更加坚硬,作为打“铁”的主体即中国共产党人自身必须硬。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然而,正如胡锦涛当年所说的:“一些共产党人自身还不是很硬,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由此,当务之急且最为关键的,就是要破解“四种危险”,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我们党自身真正硬起来。由此,习近平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路的突破口。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主要是围绕“打铁还需自身硬”而加以阐释的。

首先是打什么?三块坚硬的“铁”。一是在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各种矛盾、问题和难题,其中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二是我国相对发展起来以后进入“整体转型升级”这一新的历史时期,遭遇更多新的难题,主要是新出现的人和物的矛盾、人和社会的矛盾、人和人的矛盾、人与其精神世界的矛盾;三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既成强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对我国的围堵打压日趋激烈。这就是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困难、挑战、风险是非常严峻的,需要攻坚克难。其次是谁来打?“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是打铁的主体。再次是否敢打?敢于担当。中国共产党人打得铁非常坚硬,这就有一个知难而退还是迎难而上的问题,即是否敢于担当。新一届中央面对坚硬的“铁”,积极向上,勇于拼搏,以敢于担当的精神状态来打“铁”。习近平指出,我们一定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要具有“钉钉子”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真正做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怎么打?凝聚力量。要把“铁”真正打好,中国共产党人要凝聚力量,包括凝聚党和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第四是能否打好?破解“四种危险”,使党自身硬。要把坚硬的“铁”打好,共产党人就必须克服自身的短板,使自身真正“硬”起来。针对“四种危险”,我们党应硬在精神、硬在能力、硬在作风、硬在纯洁。第五是打成什么?实现中国梦。中国共产党人打铁的根本目标,就是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实质、核心,就是治党首在治吏,治吏首先治权,治权首在从严,从而使党硬在精神、硬在能力、硬在作风、硬在纯洁。

(二)建构秩序

在破解难题的进程中,还必须建构良性的社会秩序。这不仅因为现在遇到的许多问题和难题多是在失序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建构良性社会秩序有利于破解难题,而且在当代中国整体转型升级进程中使中国社会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是其内在必然的要求。

这里的社会秩序,是指一种在整体上既具有动力也呈现平衡的有序的社会运行状态。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良性秩序?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治国理政实践,其战略构想可概括为“一个核心理念”“一种总体框架”。

“一个核心理念”:公平正义。一种具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既能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也能促进社会和谐。

“一种总体框架”就是:一要建构基于公平正义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即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使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之间达到协调并形成合力,发挥好党政、市场和人民的作用。社会秩序在根本上由社会结构决定,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的论述,蕴含着要建构这种社会结构。

二要建构既有活力又具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发展的关键是确立并发挥好动力机制,稳定的关键是确立并发挥好平衡机制,改革在本质上是要确立并发挥好治理机制。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以解决好经济社会的发展动力、创新活力与和谐稳定问题的论述,其实质与核心,就是要建构好既有活力又具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

三要正确处理德治和法治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方式。要具有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就必须规范人的行为方式,而德治和法治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基本方式。德治从内在精神世界上规范人的行为,法治从外在硬性制约上规范人的行为。

四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处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质和精髓是注重社会秩序的建构,核心是要求正确对待和处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其实,只有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人们做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进而才能建构一个良性有序的社会。

(三)唱响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注重从正面奋力唱响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等“中国声音”。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这四个方面反复提及,折射出治国理政的思路。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道路问题是首要问题,关乎中国梦的实现。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中国一些仁人志士在救国于危亡的短短几十年间,开展了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救国图强运动,虽蔚为壮观,但中华民族依旧没有摆脱困境。这一时期各种思潮虽空前活跃,但大多因水土不服而渐从国人视野中隐退。20世纪初,中国人在选择中国道路问题上迷茫徘徊,而社会主义则以其实践效果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曙光。然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有些人教条地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本”、共产国际的指示来“指点”中国革命,无视中国国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出现诸多失误。在毛泽东等同志努力下,通过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艰苦斗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才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但由于受“苏联模式”和战争思维影响,我们在曲折中前行,在尖刀上行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进程历历艰辛,像在攀登一座未探测过的险峻高山。在改革与转型的中国存在着各种社会思潮,这些思潮鱼龙混杂,分化着一些人的思想认识。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中,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立足中国国情、反映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促使中国成功的中国道路。这条道路明确了实现中国梦这一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指出了走向民族复兴的前进方向,开辟了实现中国梦的切实可行的具体路径。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既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硬实力),也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文化软实力),即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民族无魂不立,国家无魂不强。实现中国梦,必须有精神支撑。如果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将56个民族、13亿多人凝聚起来的精神纽带,那么,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则是中国人民排除万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在由“神圣走向世俗”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境,习近平强调要积极培育和践行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就必须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努力做到“认知”“认同”和“认真。”认知是记忆、理解和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从本质上坚守社会主义文化,又合理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还积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就是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认同要做到说与做一致、宣传活动和实践效果一致、价值理念与制度安排一致。认真要像抓经济项目一样抓价值观的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外化于行”,可通过制度安排、政策制定、具体措施、坚持环境建设和领导垂范相统一来实现。

习近平指出:“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 “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发挥,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个阶层、人民群众和每个人的积极力量,以彰显中国力量。人民群众是实现中国梦的力量源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既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劳动积极性,又要激励青年一代的奋斗精神,还要发挥广大留学生的创造创新热情。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视野中,实现中国梦,如何凝聚中国人民力量进而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习近平强调既“韬光养晦”又“奋发作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建立以全球治理与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国际关系、外交新格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的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打通欧亚大陆桥,建设好周边外交,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多极制约和掌握国际话语权,从中显示“中国力量。”

九、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破除难题、建构秩序、唱响中国,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关键。2015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0次集体学习,主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学习的目的之一,是为从整体上全面深入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哲学基础。要从整体上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最好从哲学思维入手。

第一,运用历史思维和系统思维,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提出和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前,我们党较为注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遵循我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逻辑,在具体实践上既注重“全面”,又抓住“重点”,集中做“四件大事”:在2020年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把这四件大事加以整合,便形成一个严密的有机整体,这就是“四个全面”。对这一有机整体再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升,便可发现它们之间构成一个逻辑系统,具有内在联系,即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三个战略举措。基于这种思考,2习近平在江苏考察工作时正式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反映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具有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且体现着新一届中央对治国理政方略的顶层设计。这一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在于把一些人们在工作中的片面化、碎片化、短视化倾向,引导到关注我国长远发展、全局发展、根本发展上来,力求使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根本要素、基本环节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彼此理解,进而使我国改革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总体布局、有章可循,并上一个新台阶;又自觉地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平衡和治理具体统一起来,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相对注重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全面依法治国相对注重社会的平衡与秩序,全面从严治党相对注重全面提高党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能力。

第二,运用战略思维,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和实质。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国梦,意味着他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要放在其任期内来理解,也要放在未来长远发展的战略中来思考。要言之,要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置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框架中来把握:围绕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总书记任期内“治国理政的施政纲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其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三个“战略举措”。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四个全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总体方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奠定“战略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法治保障”;从严治党是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主体。“战略基础—强大动力—法治保障—领导主体”构成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完整的逻辑结构和系统。”

十、执政品格:问题意识、补齐短板、敢于担当、刚性执行、精准发力

在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思想中,体现出习近平的执政品格。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党和人民励精图治、攻坚克难,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运筹帷幄,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政治智慧和执政品格,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戴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他正以独特的治国理政品格引领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

习近平的执政品格集中体现为“问题意识、补齐短板、敢于担当、刚性执行、精准发力”,具体表现为“充满自信的战略定力” “直面难题的勇者担当” “严以修身的主体锻造” “哲学智慧的顶层设计” “抓铁有痕的刚性执行”“梦想引领的力量凝聚”“改革清障的问题倒逼”和“针对短板的精准发力。”

十一、哲学精髓: 人民共创共享思想

从上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可进一步提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哲学精髓:“人民共创共享思想。”

这一思想首先是通过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承载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起初首先学习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的新思想究竟是什么?这就需要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进行抽象概括和提升,并且要用一种表述来表达。这就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讲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所谓治国理政,是指一个政党治党治国治理社会治军与全面执政的一套完整、系统的制度和能力,而治国理政思想,是关于一个政党治党治国治理社会治军与全面执政的一套完整系统的制度和能力的思想体系。“整体转型升级”,意味着当代中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处在“整体转型升级”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点上且提出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来说,是可以用“习近平”命名的。这种新表述相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一种新的概括、深化和提升,是一种理解、认识上的进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也是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宏大性的表述,其优点是涵盖性、概括性强,突出了治国理政,不足在于人们还难以明确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理念、基本内容、思想精髓和精神实质。这对于广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来讲,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来说,确实还存在一定难度,甚至存在被误解的可能性。这就提出一种新的要求:习近平治国理政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时代性、实践性课题?如上所述,这一时代性课题,就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与怎样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由此来看,可以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具体化为“习近平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思想”。这又是表述上的一种深化和提升。然而,这一思想的本质要义、思想精髓、核心理念、精神实质到底是什么?从这种表述还看不出来。要满足广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贯彻习近平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思想的新期待,还必须在认识和理解上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力求达到精准性。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思考、研究,窃以为,在当代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可表述为:“习近平人民共创共享思想。”

“习近平人民共创共享思想”,展开来说,就是“习近平人民共创共进共生共治共赢共享思想”。 这一思想建立在习近平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基础上。习近平的历史观是“人民群众史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习近平的价值观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习近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把人民放在我们心目中最高的位置。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习近平人民共创共进共生共治共赢共享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提升出来的本质要义、核心理念、思想精髓。1978年初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做大蛋糕”“追赶西方”的问题,以创新活力来解决效率就被突出出来了。所以,这个时期,我国特别强调“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涌流、让一切创新能力迸发。”“共创”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且必然的要求。在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转型升级的新时期,更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强调走向创新驱动。在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发展进程中,即进入相对发展起来以后时期,由于社会日趋多样化,民众诉求日趋觉醒、增强和提高,由于存在着分配不公,也由于政府转变职能缓慢且服务意识、危机管理能力相对不是很高,就进入了矛盾多发期,会引起社会不和谐不稳定。在这种情境下,就要及时解决人民“共享”的问题,即共享发展成果,使人民都有获得感。于是,“共享”就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既要使人民群众具有创新活力,也使人们之间达到和谐,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关键,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共治”,即民众共同参与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治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在时下这一目标的进程中一定要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合作“共赢”是处理这一关系的核心理念。

“习近平人民共创共进共生共治共赢共享思想”,是我国发展进入整体转型升级时期必然凸显出来的。习近平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集中解决的就是当今中国整体转型升级时期出现的根本矛盾。在我国整体转型升级时期, “创新”谓之“共创”,主要是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解决人与物的矛盾;“协调”谓之“共进”,主要是运用唯物辩证法,以解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绿色”谓之“共生”,主要是基于和谐共生理念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开放”谓之“共赢”,主要是通过合作共赢以解决中国与世界的矛盾; “共享”,主要是通过共建共享发展成果以解决人与发展成果、人与人的矛盾。这里讲的“共创共进共生共赢共享”,体现着习近平所讲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人民共创共进共生共治共赢共享思想”,是贯穿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要义、思想精髓。其治国理政思想具有丰富内容,但归根到底,主要是解决五种关系:一是人与物的关系。其倡导的创新驱动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绿色发展,主要是解决这一关系的。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其倡导的公平正义、“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富裕、获得感,主要就是解决这一关系的。三是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其强调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解决这一关系的。四是人与其精神世界的关系。其强调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集中解决这一关系的。五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其外交战略思想与开放理念,就是集中解决这一关系的。在解决这五种关系时,都需要贯彻“协调发展”理念。不仅如此,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和根本主线,也体现了“习近平人民共创共进共生共治共赢共享思想”。其核心理念是为人民担当,这内在要求做到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而“习近平人民共创共进共生共治共赢共享思想”实际上是以人民为中心,即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根本主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主要解决五大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社会和谐;国家治理现代化;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共创”可用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共享”可用于解决社会和谐,“共治”可用以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共识”可用于解决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共赢可用于解决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

“习近平人民共创共进共生共治共赢共享思想”,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它是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它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即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民为本,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为标准,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国共产党信仰的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当今中国的实现形式,主要就是“习近平人民共创共进共生共治共赢共享思想”。实际上,我国社会历史越发展到较高阶段和水平,就越会把“人民共创共进共生共治共赢共享”突出出来。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人民共创共享思想”,为我国整体转型升级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20卷第1期 2016年2月)

(原标题为人民共创共享思想——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的系统阐发)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

来源网址:http://www.cntheory.com/zydx/2016-10/ccps160314ZZ1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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